认识你自己：张瑞敏对话“医药界爱迪生”罗伯特·兰格

文/刘铮铮 

张首席与哈佛医学院院长合影

在麻省理工学院兰格实验室，张瑞敏见到了实验室创始人罗伯特·兰格教授。后者穿着极为朴素：一件白衬衣，外罩V领的灰色羊毛衫，下身穿一条黑西裤，外加休闲皮鞋。他身形瘦削，一米六五左右，在欧美人里着实不高。

走在任何地方，兰格教授都不太会引人注目。谁又能想到，他被称作“医药界爱迪生”。在他43岁时，就成为了美国的“三院”院士，是当时美国最年轻的“三院”院士。所谓“三院”，指的是“美国国家科学院、美国国家工程学院、美国国家医学院”。更了不起的是，兰格实验室的研究成果，孵化出40多家独立运营或已被大公司收购的公司，整体估值超过200多亿美元，是美国科学研究与商业实践完美结合的典范。

一个传奇

他的办公室只有十几平方米大，靠窗的位置是个L型的工作台，上面有两行悬空的书架，墙壁上挂满了他获得的各种荣誉证书或奖牌。他获得过美国国家科学奖、芬兰千年科技奖等重要奖项。他笑着说，还有很多奖项没法挂上去，因为只有奖金，没有证书或奖牌。有人这么评价他：他的人生赢家清单里，只差一个诺贝尔奖了。

但他并非总是一帆风顺，也有人生的至暗时刻。1974年，兰格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，获得了化学博士学位，但他一心想进入医学界，拒绝了埃克森美孚这样的大型石油公司的工作邀约。而那时候，美国的化学和医学是毫无关联的两个学科。因此，他求职时处处碰壁。最后，只好在朋友的推荐下，去了波士顿儿童医院做博士后，研究抑制癌细胞中血管生成的方法。在狭小的实验室里，他研究出了一种晶片，可以通过电脑微处理器的控制，达到药物靶向准确输送及释放及时的目的。当他向美国卫生局提交研究申请，希望就这项技术进行进一步研究，结果连续多次，都被拒绝了。

博士后不能永远做下去，实在没办法，他只好放低要求，在麻省理工学院谋到了一个临时性的工作岗位。开始的很多年，他申请不到研究基金，也无法与大公司合作，甚至一度差点被解雇。他的探索太超前，如提出的透皮给药系统（即贴布），可以控制药物成分的释放，日后成为医药产业的重要分支（药物缓释材料），当时却被认为学科跨越程度太大，技术上不具可行性。甚至有人说，他根本不懂医学，也不懂生物学。

张瑞敏和兰格年纪相仿，一个是企业家，一个是科学家，所在领域不同，但做事的道理相通。

他问：“你有‘医药界爱迪生’之称，很多东西，你提出来的时候，比别人超前很多，当时没有人认同，但你可以坚持下去，主要是因为你坚信自己是对的呢，还是有别的原因？”

他答：“我坚信自己是对的，所以我会坚持下去。”

他问：“别人都认为不可能的事情，只有你提出并坚信，怎么解释呢？只能说你是天才？”

他答：“我认为不是这样的。但确实，人们通常认为是对的东西，不一定就是对的，至少不是有先见之明的判断。实际上，很多人都有过在别人不认可的情况下，发现或发明新的东西、从而改变世界的经历，我只是其中一位。”

他问：“其实，我们在创新的时候，也面临这样的问题，一种观念或方法提出之后，很多人觉得不可能或不认同，这样就很难让人齐心协力干下去。但你可以让别人跟着你一起干，你是怎么让大家协同的？”

他答：“不同阶段，有不同的做法。早期主要靠自己，现在实验室招聘人员，选择的就是理念相近的人，他们充满激情，不需要说服。”

他问：“你刚才说改变世界，乔布斯的名言就是‘活着就是为了改变’。你认为你所在的领域，未来能否攻克癌症或糖尿病这样的疾病？”

他答：“我相信，有朝一日肯定会做到的，但我们做的只是一部分工作，还需要不同领域的人共同参与，这也是一个非线性的过程。”

非线性的世界

    2017年9月20日，张瑞敏在首届人单合一模式国际论坛上演讲

其实，这段对话也是张瑞敏对自我的一种叩问。海尔从2005年提出“人单合一”模式，十几年来一直在探索，这在中国企业界实属罕见。无论外界怎么说，也不管股价如何，他都保持着极大的定力，以及一贯的系统性、开放性、自主性思维。

一件事情坚持一天容易，坚持十年很难。企业一定会消亡，组织不会消亡，这可能是商业社会的终局，而“人单合一”模式是为了实现真正的永续经营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他和兰格都是未知世界的探索者，试图给世界以恒定的解释。

1987年，兰格和几个同事创立了第一家公司，开发用于治疗糖尿病等疾病的药物释放体系（这家公司很快被当时一家大型制药公司收购），而那一年，是张瑞敏到青岛电冰箱总厂的第三个年头。他们都必须依靠个人努力，带领公司走过艰难时期。而当事业的基础足够坚实，全世界的人才才可以为我所用。兰格实验室每年开放10到20个博士后位置，有5000到10000人申请，竞争极为激烈，确保吸引到全世界最聪明的人。而海尔这样的大型公司，主动拆散自己，变成许多小微企业的组合体，与创客们分享收益，吸引内外部人才参与创业，所谓“全世界都是我的研发部，全世界都是我的人力资源部”。

传统上，从“研究”到“产品”的思路大概是这样的：先进行基础研究，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大认识的边界，很可能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。然后进行应用研究，主要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。最后才是商业开发，将发现或发明转换成为实际的工艺或产品，直到实现大规模量产。然而，线性模式并不总是正确的。如青霉素的发现就纯属意外，英国细菌学专家弗莱明发现培养葡萄状球菌的培养基发了霉，长出一团青色的霉花，而霉菌周围的葡萄球菌全被杀死，一种伟大的药物就此诞生。

兰格实验室的研究涉及材料学、医学、生物学等多个学科，因此团队成员有化学家、分子生物学家、临床医生、机械和电气工程师、兽医、物理学家、药剂师等。实验室对商业开发介入很深，在过程中也拓宽了基础科学的边界，如通过多孔聚合物实现大分子药物在体内的定量和定时传输，也推动了“渗流理论”的发展。最能反应兰格实验室跨界的例子，是将DNA技术融入洗发水中。实验室发现了一种非病毒基因转染材料，原本用于将外源DNA转移给宿主细胞进行基因治疗，后来发现该技术可以用于护理头发，于是创办了一家公司，开发新型洗发水，以科学手段解决美发问题。

在企业家里，张瑞敏也是较早意识到线性管理模式缺陷的人。传统公司治理从上到下贯彻始终，公司规模越来越大，管理层级越来越多，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僵化。最高管理者足够英明，可以推动企业适应这个时代。一旦最高管理者的战略决策发生重大失误，企业就可能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因此，企业必须以非线性的网络结构，代替过去线性的金字塔结构。企业进入的领域，未必只能是家电产业，只要和“智慧家庭”有关的产业，都可以进入。这样的判断，很多层面突破了大多数人的认知，如继任者选拔、多元化还是专业化、企业内部是否可以有交易。不被许多人理解，也属正常。

追寻内心

什么东西能够长存世间？财富？权力？名声？其实都不是。张瑞敏在哈佛大学闪米特博物馆，面对《汉谟拉比法典》的展品时说：“汉谟拉比法典的颁布者，是古巴比伦王国的汉谟拉比国王，古巴比伦王国那么多国王，其他人还有谁记得？人们之所以记得汉谟拉比，是因为他制定了《汉谟拉比法典》。我们正在探索的模式，会被人永远记住吗？”

美国这个国家，似乎总能诞生传奇，如开国三杰之一的本杰明·富兰克林，就既是一位政治家，也是一位物理学家，提出过电荷守恒定律，用正电和负电表示电荷性质，还制作了避雷针，设计了最早的游泳眼镜，发明了颗粒肥料。问及成为“三院”院士时的感受，兰格轻描淡写地说：“当然是高兴。”但他也提醒，美国这个国家，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好。

在他职业生涯的前十年，没有得到任何的认可，大家都不同意他的观点，他差点被解雇，没有什么前途可言。直到他真正做出一些事情，被证明是正确的，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。一时间，大家蜂拥而上，给他授予各种荣誉，很有些鸡犬升天的感觉。其实不只是他，所有的人，只有真正做出无法否定的成绩，别人才会认可你。经营企业不也是如此吗？当你默默探索时，别人不会在意你，甚至有人冷嘲热讽，你得耐住性子，活成悬崖上的一棵孤松，咬定青山不放。

兰格是个真正的跨界人才，研究横跨多个领域，很好地平衡了商业与科学之间的关系。小的时候，他就喜欢把不同的化学试剂混在在一起，观察化学反应。还没上大学，他已经可以独立制作橡胶和塑料了。他认为，自己有改变世界的想法，才会产生这样的跨界思维。但挫折是不可避免的，很多人失败了，只有少数人成功。“简单来说，你必须坚持不懈，当你重复的次数足够多，别人就会听你的。”

走出兰格实验室，天空变得阴郁起来。3月的波士顿，天气多变，时而阳光明媚，时而雨雪交加，如同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。张瑞敏的人生格言是苏格拉底那句话：认识你自己。认识了自己，才能认识世界，也才能输出有恒定价值的认知。历史是让人记住的人和事，没有事情留下的人，最后会被人遗忘。《史记》用纪传体而不是编年体，大概就是因为司马迁相信，人的故事才是最重要的。在这样一个大时代，每个人都要做出自己的选择，每个人都要直面自己的选择。就像一首歌里唱的：“只有奄奄一息过，那个真正的我，他才能够诞生。”问题的关键在于，你是否敢于追寻自己的内心。